《明报》虽然不受士林待见,但受众却与日俱增,在京师的发行量很快就攀升到一万份。
王越从天津回来后,见报纸的发行量如此可观,就用实名发表了一篇《朝廷为什么没钱》的文章,详细阐述了朝廷赋税结构、海禁等弊端。
文章上说,从国朝之初的赋税两千万两,到如今的赋税四百万两何故?再拿宋朝的岁入与当今的岁入做对比,说明海贸的重要性等等,一条条一件件详尽地展示在读者面前,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一个方向,那就是东林党。
这一期的报纸加印了一倍数量免费发放,同时公众期也结束了,下一期将开始收费。
这篇文章的发表,算是《明报》逐渐争夺话语权,掌握社会舆论的开端。此文章一经刊登,犹如重重的一脚踩在东林党的尾巴上。
虽然自从温体仁把钱谦益送回家吃自己,又把周延儒挤下台之后,东林党已经势不如前。可御史言官们大多是东林一脉,许多朝廷官员都是来自江南,与东林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,就算不是东林党,他们所代言的也是江南的巨商大户。
御史言官们纷纷连续上奏折弹劾王越,指出王越居心叵测,意图动摇国本,甚至有官员跪于朝堂恳请崇祯下旨为国除贼。
如果说《明报》的这篇文章触动了大多数官员的利益,那么最赞成这个观点的恰恰是崇祯,所以这些弹劾奏折都被崇祯留中,拒不表态。
自从崇祯继位之后,搞倒了魏忠贤,清除了阉党,终于众正盈朝了。但几年下来,国事日艰,最大的问题就是朝廷到处都缺钱,所以他已经隐隐感到问题的结症出在哪里。
东林党魁钱谦益下台之后,终崇祯一朝都没有被起用,最后混南明去了,就能说明崇祯的态度。而王越的这篇文章,正好为崇祯理清了思路。
自他登基后在东林的建议下,裁撤了东厂这个“国家安全局”。
接着收回全国的河道监督太监,整个崇祯朝在十七年内就再也没有修过一次河、治过一次水,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、无论是山东还是浙江。在这十七年里就任由河水一次次泛滥,每次东林君子都借口“节约”把修河治水款搞没了。
东林内阁和朝野的东林党人为天子的英明决定而高呼万岁,随后内阁就又提出了减税的一揽子计划。
东林君子第一个提出的就是茶税,天子遂收回了各布政司地监督的太监。当然,自此以后各省的茶税收入就急剧下降,文官连年报灾,茶叶岁岁歉收,到崇祯十年,仅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、天启年间地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白银——没错,你没看错,不是十二万两,而是十二两。
接着就是海税,明朝文官和海商本来就有千丝万缕地联系,他们向皇帝提出应该恢复“禁海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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