令人触目惊心。
兵法上说,凡兵战之场,立尸之地,必死则生,幸生则死。越是在战场上瞻前顾后,就越是容易死,难道江东将校们不明白这个道理?不,他们都明白,只是没法改变这局面罢了。畏缩不前固然容易死,但冲在最前,万一遇见那个张辽呢?
孙权想到这里,忍不住长叹一声。
其实兄长孙伯符在时,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。虽说为了瓜分袁术的政治遗产,主动承认兵士为将领所有,可孙伯符本身是冲锋陷阵的猛将,他东征西讨,战绩冠于他人,故而所领有的兵力远远超过同伴们。
凭借着军事上的压倒优势,他能一方面诛除吴会名豪,压制地方势力,一方面扩取流寓北士,引为己用,两方面都做得强硬。
孙权可做不到兄长这般。武力上的缺憾,要求他必须对江东人和北人,都大致保持着宽容的态度。
他更以授兵、奉邑、复客来满足他们的利益,提升他们的安全感。使得孙氏政权从一个来势汹汹的外来者,转化为了淮泗旧人与江东人共同获利的联盟。孙氏本身,则依靠孙权出众的政治敏感和平衡手段,成为无可争议的盟主。
这样的局面,看起来很美。孙伯符离世的时候,孙氏“业非积德之基,邦无磐石之固”。孙权对下属的大幅让渡利益,自然就积了德,于是江东之邦,便牢固起来。
问题是,当孙权想要扩张,想要实现他的王霸之业时,这些既得利益之辈的动力不足!合肥的战略地位对孙权来说重要之极,可对部下将校来说并非如此。皖城那边到底有朱光收揽的数万户口。合肥却只是江淮间的一座孤城,既没多少人丁,也没多少财富积蓄,攻下来又如何呢?
要解决这个问题,除非孙权事前大开赏格,许诺一旦取得江淮,就给予将校们更多的自主权,从江东划分出更多的利益来补充他们的消耗。
但孙权又不愿意。近年来,他已经深深感觉到部属们各统部曲,阻兵仗势,而中枢却无力压制的痛苦。他已经在考虑,该用什么样的办法稍稍遏制这种局面。如果可以,他恨不得今天就兼并所有将领的部曲,怎么可能在分出利益予他们呢?
这样一来,将校们愈发不愿意出力,而吴侯所主导的江淮战事,其实到这时候,就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可能了。打一个几千人据守的合肥城都打成这副样子,曹操南下以后,将会如何?
想到这里,孙权只觉得心头有火在烧。那火起自于他无法压抑的雄心,却并不形诸于外,只将自家孱弱的肺腑燎得枯焦。
天色更暗了。
朱治给诸葛瑾连连打眼色,诸葛瑾则转而求恳地看向韩当。
韩当眼观鼻,鼻观口,动也不动。
三年前,吴侯攻合肥不克,而韩当在逢龙、硖石遭臧霸所败。回到江东以后,吴侯对韩当颇有怨言,故而此番再临江淮,全程都以朱治为主要的参谋,却不理会韩当。
韩当之子韩综为此恼怒万分,韩当本人也心不自安。
要不是今日战事不利,他才懒得到吴侯身前走这一趟。就算来了,也懒得多说半句话。
诸葛瑾无奈,只得出列行礼:“此地距离合肥城太近了。既然诸将皆退,还请至尊远离险地,明日再战。”
“至尊”这称呼,是孙权的近臣们喜欢用的。孙权觉得颇能体现自己的雄心壮志,但这时候听来,隐约有点不舒服。
他又叹了口气,不解地问道:“同为宗族部曲,为什么那雷远所部善战异常;而我江东之人,就只是这般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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