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算预算案是天启二年,比起万历早年二百万左右的收入增长了六百余万一年,这其中最大的增收当然是田赋增收,然后就是杂项增收,也就是商税征收的力度和幅度都增大了很多。
天启年间的征税力度确实很大,民间的压力也很大,这导致在崇祯早年时放缓征收,减免了不少赋税,后来成为东林党的罪状之一。
其实从天启到崇祯年间,征收杂税和商税贴补国用是朝野的共识,魏忠贤没有后人说的那样有能耐和伟大,征税力度加大是东林党在天启四年之前就开始了,天启四年后魏忠贤维持了高额税赋的同时也加大了浪费,中枢开支巨大,光是修陵和给自己修生祠就浪费了太多钱财,到崇祯早期不得不减赋,但后来农民起义加女真两边夹击,崇祯不得已又多次加赋,不仅是田赋增加,其实商税杂项收入到崇祯四年和天启年间已经相差不多,只有细微的差别,不过明朝对地方的管控失调,关税收入始终有限,大量的好处落在勋贵太监和文官加富商手里,并没有把东南的富裕利用起来,可惜可叹。
“这事不是定局。”刘国缙道:“老李,你们要千万保密。”
“这是自然。”李国宾肃容道:“这是何等大事,我岂敢出去胡说八道?”
“很好。”刘国缙满意地道:“日后你有事再来,老夫帮的上的,总会设法相助。”
“多谢老大人。”李国宾两手搭起来,长揖下去。
……
李国宾回家后已经是过了二更,墙角的自鸣钟快指向十一点,他洗了洗脚就匆忙睡下,感觉精神上无比疲惫。
这一觉却没有睡好,一直发梦,清晨时李国宾醒了过来,他一下子就想到了昨天的事。
李国宾是土生土长的京城人,出身也很富裕,不贵,但富。但自小他就见过很多穷人,京师里穷人很多,一个一百五十万人口左右的大都市,在当时的整个天下都是独一份,这个城市里当然有无数的富贵人,最富贵的住在紫禁城里,然后是东城西城住着勋贵和官员们,也有富人依坊而居,再下来就是住北城或南城的平民,再下来就是那些最底层的贫民,他们多半是店铺的伙计,城南的农民,卖力气活的,帮闲打杂的,这些人很少有储蓄,经常吃上顿没下顿,但好歹会有一个家,一家老小团在一起过活。最惨的就是那些经常跑到京城来的流民,天下很大,不过流民多半来自北方,遇到北虏入侵的兵灾,地震,旱灾,水涝,北方各处一遇到灾害,京城里就会有大股的流民,拖家带口,有老有小,李国宾有一次看到一家人挤在屋檐下,冬天时天空落着小雨,屋檐下的青石板都湿漉漉的,这家人挤在一起瑟瑟发抖,但后来他们就走了,天时又好了,他们又回家种地去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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